半夜两三点醒来是常事。

摸到手机,李昕给好友发微信:“紧张怎么办?你安慰安慰我。”

对方正在熟睡,她当然知道。只不过白天紧绷的神经一松,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援鄂医疗队女医生的担子卸下,她开始忧心女儿的学习、母亲的糖尿病和自己的安危。被压下去的焦虑、惧怕和孤独,又冒了出来。

李昕打开手机里穿脱防护服的教学视频。示范的医生曾抗击埃博拉病毒,现在在金银潭医院救治重症新冠患者。对方每示范一遍,她就在脑海里演示一遍,直到睡去。

醒来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其他医生生病、摔伤、剃头刮破皮肤或者临时没找到装备……李昕随时会接到临时值班的电话。

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又名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医护人员每6小时换一次班,8至14点为早班,接下来是午班、中班和夜班。每个人相邻两次值班的时间通常间隔24至48小时。

来回路程、穿脱防护服、交接班和回酒店消毒,算上这些时间,医护人员得提前2小时准备,延迟2小时休息。如果值早班,李昕得清晨6点起床。值完中班,她凌晨四点才能躺在床上。

梦里,她的血被制成特效疫苗,就连重症患者打了也能好。最后一个患者笑嘻嘻打完后,方舱空荡荡,医护人员全都放假回家了。

李昕女儿画的卡通画,希望妈妈能治住新冠病毒。 除特殊注明,图片皆为受访者提供

装备

早班的闹钟会在6点将李昕从梦中唤醒。窗外昏黑一片,封城的武汉少了烟火气,也没有汽笛声。

她习惯把这个位于东西湖区酒店九楼的房间称为“家”:比起方舱医院,这里让她感到更安全。

“家”里没有早饭,为了避免上厕所和低血糖,她没喝水,干咽了两个小蛋糕。

防护用品有备无患,她左边口袋装着小瓶消毒水和眼药水,右边口袋里是口罩和抗病毒口服液。她这边把衣服塞得鼓鼓囊囊,用20个发卡固定好碎发,带上口罩,套上胶鞋,下了楼。

此时的武汉,道路空旷而冷寂,车里的医生坐在一起,忍不住“提前上班”:A患者本该两天前做的核酸检测迟迟未做,B患者因为老公去世在晚上大哭但抵触心理医生,C患者想看CT片子可方舱当时只能出具结果报告……

近20分钟后,车停了。

东西湖方舱医院二三十米外,浅咖色的医用帐篷紧挨着。一街之隔,收治重症患者的金银潭医院正俯视这片低矮建筑群。

走进方舱时,医护人员感到金银潭医院在背后给自己施压:如果患者病情加重,很快就会进入更危险的境地。 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李昕记得,2月5日,她和同事花了3个多小时搭建这些帐篷。那时,舱内的电路和通风设施还在建,没有隔板。看着密密麻麻的病床,她联想到新冠病毒,头皮发麻。

方舱医院里满目皆床。

李文亮医生在2月7日凌晨离世,这则噩耗加深了李昕的不安。当晚,东西湖方舱医院收治患者,她被安排在2月8日凌晨进舱。

“要进去打仗了,突然紧张起来,万一我有什么,女儿您帮我照顾,她做您女儿,我放心。”她发消息给女儿的班主任。

她告诉了父亲自己两张银行卡的密码,说把钱留给女儿上学。“妈妈如果不在了,要照顾自己,已经是少年了,钱留着上学时候用,不要乱花。”她又叮嘱女儿。

女更衣室帐篷里,她把手机放进储物柜,换上单薄的绿色手术服,顶着寒风往入舱口奔。

东西湖方舱医院分为A、B、C三块区域,各有一个入舱口,舱口前都设有一个帐篷。每个舱每次轮班,都会有5位医生和近20名护士进去穿戴防护用品。

开舱之初,防护用品比较紧张,医护人员得适应不同规格的物资。绿色医用N95口罩第一天就被用空,只剩下了不防喷溅的白色N95口罩。再过几天,头挂式的口罩变为了耳挂式,像李昕这样耳朵比较软的人戴久了会脱落。领队也急坏了,连夜联系一家乳制品企业拆了牛奶箱的提手,用提手两端勾住口罩带子固定。

李昕第一次入舱时,帐篷还没有镜子。她按照脑子里记住的步骤,依次戴上口罩、手术帽,穿上蓝色隔离服、白色防护服,再戴上护目镜、面屏,套上手套和脚套。换口罩时,她怕交叉感染,跑到帐篷外头,在空旷处深吸一口气,再拿新的戴上。

没办法检查安全性,她也不敢进舱。幸亏一名曾经当过护士的志愿者过来,帮她整理碎发,检查口罩和护目镜的密闭情况。

医护人员正在穿防护服。其中一位的衣服上写着“春天来了”。 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后来,这个帐篷设置了物资管理员。有些女护士的耳后被口罩皮筋勒破皮,或是额头及鼻梁被护目镜压伤,能找管理员要“安普贴”。贴上这种水胶敷料,进舱后创口不会直接接触到汗水,不会感染。

负责物资管理的护士尤俪雯记得,几乎每个要“安普贴”的人声音都很小,没什么底气,仿佛是讨要一种“奢侈品”。能箍紧衣袖的外科手套、质量好的靴套、加大码的防护服,能领到的人都无比珍惜。

有次,一个女护士不小心把领来的N95口罩掉在了地上,盯着地上,半天没开口再要。尤俪雯再给了一个,对方连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大约半小时后,互相在防护服上写好名字的医护人员相继入舱了。

战场

穿过最后一道门,李昕进入她的战场。

A舱满员后,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援鄂医疗队被安排至B舱,和宁夏、广东、新疆等地的援鄂医疗队一起搭班。李昕每班需要负责B舱B厅中的115个患者。此外,她还要“包干”10位患者,不值班时也要用电话和微信问诊。

她此前经过的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由三个小房间充当。病毒会随对流的空气传播,所以房间只能单门开。

交班像是坐过山车,平稳地沟通病情一阵,又突然接到个棘手难题。有患者的丈夫去世,一直哭嚎,上个值班医生会让她联系心理医生。有患者狂躁地要求知道核酸检测结果,她也需要在查房时进行安抚。

李昕(蓝衣者)在和上一班的医生交班。

8点20分,李昕走到918病床前,开始查房。

确诊几天?现在哪里不舒服?核酸与CT做过几次了?药还够几天吃?同样的问题,李昕要问每个患者一遍,用纸笔记录下来。

病人都醒了,看见李昕,立马从床上坐起身。不管是发烧、腹泻、胸闷、缺药,还是口罩戴久了鼻腔发热、隔壁床打鼾影响睡眠,患者都会细细说给李昕。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大多时候,李昕做的多是采集病史和倾听宽慰。

“这个病毒比较诡异。”李昕了解到,很多患者都不清楚自己是被谁传染。一名家庭主妇告诉她,自己出门买了瓶醋,印象中没跟任何人有一米内的亲密接触,回家就开始咳嗽了。

作为从医16年的心内科医生,她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率普遍升高。她负责125个患者,其中有二十几位分别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患者,她可以作出针对性的诊治。

病床是由志愿者铺的,白色的床品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穿过病床时,会有患者撩起床单,从自制的帘子探出头来。

“不好意思医生,我这两天心跳特别快,稍微一动就到120怎么办?”一位年轻女孩忍不住“插队”。

“你有甲亢没有?”透过起雾的护目镜,李昕依稀看见女孩眼睛有点凸。

女孩称,自己患过甲亢,但已一年没有复查。应激可能刺激甲亢复发,李昕建议她每天吃一片降低心率的药。女孩想吃几天缓解后停药,李昕连忙劝“千万别减,减了跳得更快,出院了,家里人团聚了再减,好不好?”

刚查过的一个患者跑来,问她自己怎样才能出院。旁边几个病人也悄悄围了过来,都在等着李昕的回答。

事实上,方舱的医疗设备是逐渐配齐的。最开始,舱内只有一台移动车载CT,一天最多能给30个患者拍片,而且舱内医生只能看到CT报告、无法调阅片子。现在,CT增设了一台,医生可以对比片子判断病程。抢救设施也从寥寥几个氧气瓶,变成了呼吸机、除颤仪、心电监护等齐全设备。

李昕解释,只有核酸检测显示阴性才能做CT。CT结果正常后,患者如果核酸检测再是阴性,病程和症状符合规定标准,才能出院。核酸检测会出现一定的假阴性率,有些患者前后两次结果常常一阴一阳。按照这套出院标准,患者得多些耐心才行。

“这是现在临时搭建的医院,请你理解。”李昕重复这句话。

“历劫”

在李昕的“作战规划”里,目前舱内约1400名患者赶紧出院,再收进来一批新的。这样正常周转三遍,这个战役就差不多能胜利了。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李昕在开着24℃暖气的舱里不停地走,一身大汗。不断有床位靠后的患者等着急了跑来等着,或者前头查过的患者过来催药。有的患者去办公室找不到她,凶完护士又焦急地过来催问结果。

戴着口罩说话声音闷着很难被听清,有患者喜欢凑到李昕耳边说话。靠太近有感染风险,李昕拉开距离,被防护服裹着大声说话。嘴越来越干,不停说话时唇部皮肤有拉扯感。口罩和护目镜压住鼻子,用嘴呼吸一口,连口腔都变得干燥。

满身的装备像是枷锁。

头戴式口罩的皮筋没有拉到头顶,边走边往下滑,她也没法用手触碰,只能保持头部僵直。护目镜太紧,勒得有些大脑缺氧。流鼻涕也不能擦,挂不住了再吸一下。

憋尿是常有的事。有的护士甚至会因为憋尿太久而尿血。身边有患者和其他医护,即使穿着尿不湿,李昕也不好意思尿,怕防护服破掉,也不太敢做蹲下的动作。实在憋不住,李昕会在路过隔板时站定尿一次。

遇上生理期,女性医护人员“像是历劫”。经血不受控地流到卫生巾上,平常3至4小时能更换一次,进方舱前后近10个小时,血又漏到安心裤上。走起路来,像是穿了一条黏糊糊的血裤。

不停把药发到患者手里,处理医嘱,给患者办入院和出院手续,记录患者没洗发水等琐碎问题……护士有时比医生还要忙碌。不吃不喝体力不支,再加上痛经,曾有生理期的护士晕倒在舱内。

3小时后,等最后一个病床的患者说完“谢谢李医生”后,李昕回办公室坐下开临时医嘱。

护目镜起雾,涂了沐浴液、碘伏消毒液也撑不了多久,只能360度转头寻找没有雾的角落。看电脑屏幕更是让人眼睛发晕。

李昕把查房收集的开药、开检查、身体不适等情况录入。手指戴着两层手套,汗水黏糊糊的,打字成了很痛苦的事。

查房的李昕。

查房时不在的患者会过来补充情况。还有许多患者喜欢溜达,路过一次办公桌就催问李昕一次检验结果。护士会带着患者做呼吸操,分散他们注意力,被“解救”的李昕就抓紧时间敲医嘱。

李昕(蓝衣者)在电脑上敲医嘱。桌上摆着一瓶给病人喝的水。李昕自嘲“我们眼里只有酒精,没有水”。

有次,一位患者站在办公室门口,远远地叫她“李医生”。那个阿姨的亲人都在隔离,只剩两个85岁以上的老人待在家中。因为胰岛素笔里的笔芯只够两天的量,实在没办法才找她求助。怕传染病毒给她,宁愿隔着距离大声说话。

“她是没办法才会来找我的。所以我一定要尽全力帮她。”李昕的母亲也患有糖尿病,没有胰岛素会酮症酸中毒。临行前,她让母亲储备了几个月的药物才放心离开。

方舱医院糖尿病人不多,她问遍整个方舱的医疗队,打电话给药物调度员,经过两天,给阿姨找到了配对的笔芯。后来,她将阿姨转到了定点医院。

“恭喜你,可以出院了。”将近11点,方舱广播里响起5个人的名字。所有患者一起鼓掌。李昕听到里面有个她负责病区的患者,托护士让那位女患者等她把出院小结送过去再走。

等她再去时,病床上只剩下女患者的棕色羽绒衣。“简直是拔腿就跑。”李昕乐得像打了胜仗的将军。

突发

计划外的情况随时出现。

方舱的深夜不熄灯,明亮如白昼。李昕第一次值班那天,社区凌晨还在往方舱送病人。方舱医院临时决定,先让所有患者进舱睡觉,第二天再补办住院手续和开医嘱。李昕所在的A厅离通道最近,患者进门就躺上空床,不到一小时,她所负责的区域一下就住进了180多位患者。

凌晨2点35分,一名A舱A厅24床的患者突然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降到89%。

李昕急得后背冒冷汗。办公室墙上的联系电话,她一个个打过去,转诊电话忙音,终于打通了调度电话,但对方又说晚上无法转诊病人。

再跑回患者床前,他已经喘得厉害,无法躺平了。“没法抢救啊。”李昕回忆,当时舱内没有氧气瓶和呼吸机,万一患者不行,只能靠心肺复苏。她站在那,像个没有子弹的士兵。

一位夜间巡回的护士长“救”了她。

一个100多斤的蓝色氧气瓶,被护士长从舱外的抢救室一路滚来患者床前。等到3点半,两人终于给患者吸上了氧。半个小时候,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升到94%,李昕才松了口气。

紧接着,36床的患者体温升至39.9℃,李昕又回到紧绷状态。当时许多药物还无法及时拿到,只能进行物理降温,拿冷毛巾敷在患者额头上。李昕守着,等到这位22岁的患者体温降下来再离开。

喊声、哭声也是一种警报。

曾有位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科医生,在病房激动地喊叫。见到她和另外两位医生,那个男人“扑通”一声给他们跪下,甩出两本医生证件,说自己没有发热但测出核酸阳性,哭诉自己没病,请求出舱。

随后两天,尽管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但也逐渐接受了舱内的生活。

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晚上突然哭起来。李昕到时,女人头发乱作一团,泪水滴到口罩里。病友递给她纸巾,女人也不伸手接。李昕问她喝不喝水,也不理人。

“想哭就哭吧。”李昕杵在那,听女人哭喊。丈夫患重症新冠肺炎,就在对面的金银潭医院离世,人走了,她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20分钟后,女人哭累了,把头蒙到被子里,露出一只眼睛。看女人闭上眼,李昕走开了。到了后半夜,她蹑手蹑脚再去时,女人已是一副熟睡的样子。等第二天心理医生冯强进舱询问,女人对他哭泣,但已经不承认丈夫去世了。

方舱外的日落时分。

慌忙之中,李昕的鞋套在舱内掉过一次。这种“瞬时裸奔”的情况可能是致命的。她站在原地不敢再走,一个宁夏的护士看到了,赶快去办公室给她拿来酒精紧急消毒,找了个医用垃圾袋套上应急。

脱防护服比穿要更严谨,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出舱的医务人员通道分为缓冲区、一脱间、二脱间和三脱区。两个安保人员守在出舱口,每次只能放两个人。

有次来接班的医生找不到鞋套迟来了,李昕在集中出舱的护士后面排队,等了两个多小时。

缓冲区没有灯,漆黑一片,为了防止气溶胶传播病毒,要站定一刻钟才能进入一脱间。

动作要轻缓,步骤顺序错了,危险就会到来。放医疗废物的垃圾桶堆满了,多的垃圾堆得人高。靠近时,李昕只能屏息。遇上手部消毒液、口罩被拿完的情况,人相当于被“卡住”,既不能退回污染更重的区域,也不能把病毒带到清洁区。

印象最深刻的那次,李昕站在那,等了半小时管理员才把外科口罩拿来。三脱区的门是敞开的,风灌进来,已经脱掉防护服的她冷得打哆嗦。

喘息

重压之下,李昕偶尔也会与舱内的工作者聊天,在舱外放松。

夜班时,患者大部分都睡了。没有暖气的那几天,李昕挨着电暖炉,坐在凳子上稍微打个盹。

武汉下雪那天,同事在群里说“寒流来了记得添衣”。李昕穿上保暖内衣,但舱内暖气调高了温度,热得她全身汗湿,“感觉都要人间蒸发了”。她从患者通道往舱外走,去透个风。

出门左边是厕所,右边是洗漱台,中间是露天的走道。夜里人很少,两个男清洁工看见她,帮她搬了把椅子。

“你现在燥热,别说话,坐下来。”两人看见李昕身上写着“湖北媳妇”,跟她拉了些家常,说了声“谢谢你来武汉帮忙”就走了。

黄微1990年出生,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一名清洁工。为了不让排泄物漫出,他每天要和同事工作4个多小时,清理10到12吨的排泄物。

“粪便的味道穿过口罩直刺鼻喉,口罩似乎还放大了这浓烈的气味,只叫人恶心想吐。” 黄微忍受着这种“永生不忘”的味道,在防护服的束缚下消毒、抬水管、吸粪。

防护服并不防水,可冲厕所、消毒都要跟水打交道。吸粪时也会有尿液溅到身上。尽管听说病毒可能通过粪口传播,但黄微觉得,也没必要太过害怕或者计较这些事情,“医生都勇敢冲在前面呢”。

从舱外回来,李昕到处转转,偶尔会看见守着进出通道的安保蹲靠着墙打盹。

曹怀应属于因“封城”回不了家的人。看到方舱医院招募安保的信息,35岁的他和同事从公司宿舍来这里报了名。

“就像在家里面一样,反正有你忙不完的事。”6个小时的值班时间里,曹怀应有时运送物资,坐岗守门,无聊了就去给饮水机更换桶装水。

一个患者因为看不惯另一个患者往埋着电线的沟里倒水,吵了起来。旁边劝架的人喊“四面八方的人来支援我们,再吵要丢武汉的脸啦!”他看见了,赶忙把两人拉回自己床位。

方言是最困扰他的事情。方舱里头老人多,有次,一位老太太向他要家属送过来的东西,可他并没有收到。老太太听不懂他的普通话,说着一口方言,跟在他后头嘀咕了半小时才离开。

大多数,曹怀应都会收到一句“谢谢,辛苦了”,觉得自己来做志愿者也不算白来,“最起码别人知道你辛苦,知道你累”。

对于李昕来讲,累着从舱里出去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外面的空气无比清新,回到酒店摘下口罩,一口气喝下出门时剩下的半瓶可乐。那一瞬,她觉得健康活着的感觉真好。

不用值班的时间,她会写一些工作心得,写累了就在房间里跳郑多燕的减肥操。看着酒店下的篮球场,想象在那跑上一圈的滋味。有的护士在隔壁跳舞,发抖音视频给她看。房门是开着的,大家可以站在自己房门口戴着口罩聊天。

从酒店窗户往外看,足球场和篮球场显得格外“诱人”。

第一天刚到武汉的时候,李昕因为前一天还在上班,来不及回家收拾行李,只拿了医疗队发的箱子。陆陆续续地,社会捐赠的物资越来越多,李昕的房间里多了指甲剪、饼干蛋糕、洗发水、卫生巾、热水袋。

“家里吃的用的挺齐全了,感觉我可以跟对面小卖部老板PK一下。”李昕说。

她最忧心的还是女儿的学习。在她看来,四年级是个分水岭。班级群里,许多没有外出工作的家长都发了辅导督促孩子学习的时间表。

“人家在家放假三个月了,天天有人有专门盯着学习,我就觉得我女儿输了,落下了好多。”家里老人管不住孩子,老公刚从外地回来正在隔离。夜深人静时,她成了一个普通家长,在焦虑中睡去。

再次醒来的时间仍是不固定的。肯定的是,醒来之后,她又要再次抵达方舱。

元宵节那天,父亲给李昕发了一张他和李昕女儿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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