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著名理论家、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格雷伯的手笔，只管他坚称这是团体的劳绩。他一以贯之拒绝1%的游戏规则，将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变化场域之中，在全球局限内介入和声援社会革命/运动。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涯都云云活跃的时刻，突然去世了，这让许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然则，他的遗产会继续随同我们，激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详细的行动。《汹涌新闻·头脑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索，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人人梳理他的头脑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激励与这份遗产确立更努力的联系，迎接投稿。

规则的乌托邦

从古代到现代，格雷伯都不以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差其余方式和天下各地形成联络。这种视角和许多东亚研究靠山的学者们形成了玄妙的对比——汉学家笔耕不辍追索的中国重大性与怪异性，恰恰被格雷伯消解和去魅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只是他看待理性科层制的一个注脚，并没有和天下其他角落本质性的差异。然而，翻遍格雷伯的写作，我们发现虽然格雷伯对苏联国家共产主义实践有诸多反思和批判，然则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和反权要主义宣传却基本无着墨。这使得我们发生了一些新的思索偏向：为何格雷伯和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会存在张力？格雷伯没有深究的红色中国给现代留下了何种遗产？汉学和人类学家关于革命时代之后存在着大量断裂、碎片和矛盾张力的重大中国写作，若何能够和格雷伯眼中作为科层机械化身的中国举行对话？这些差异明白的碰撞能够带给当下国人们怎样思索和行动的气力？

理性科层系统的隐秘魅力

2015年，《规则的乌托邦》出书，中年格雷伯依然保持着他对左翼运动的深刻沮丧。在这本书中，他加倍明确了自己批判的靶子：基于理性的权要科层制。在二战后的美国，“权要”（bureaucracy）本已不是一个好词，然则对它的批判却完完全全被右翼守旧派统治：大政府的无能、低效、办公室磨洋工、阻碍市场气力。面临这种强势的叙事，左派基本没有办法发声，或者还在使用六十年月无邪而荒唐的语言。格雷伯以为把权要和政府对等恰恰是在模糊问题焦点：权要科层和它背后的理性制度已经深深嵌入了西方人现代生涯的点点滴滴，所谓高效去管制的自由市场背后依然是加倍严苛而死板的规则、律法、文书事情。

格雷伯以为，美国右翼对于政府权要主义的声讨许多时刻口是心非。简直，排队、填写表格、和电话接线员无意义的绕圈子没人喜欢，但另一方面，权要制的不近人情（impersonality）却对许多困在其中的人们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吸引力。格雷伯将这种魅力追溯到西方古典时代对于理性的思索。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先，人就在和自己动物本能举行匹敌。正如礼貌（politeness）和警员（police）的词源都是来自于作为政治理性共同体的城邦（polis）看法，西方文明一直保留着对于人心里野兽般不可控身分的小心。

图1  波伊提乌与毕达哥拉斯，Typus arithmeticae, Margarita Philosophica (1503)

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明确立说。他们发现在几何、音乐、行星运动中都存在类似的数学比例，故而以为天下在最终层面上是由数字组成。宇宙是理性的，万物都是数字的表达。在罗马帝国中，毕达哥拉斯的这一看法基本被主要哲学学派所认可和使用，也成为治理都会的基本原则。理性是一种和神圣气力组成共同体的手艺——这个思绪通过奥古斯汀引入基督教，成为了中世纪哲学的源头，形成天主、宇宙、理性三位一体。中世纪的哲学家一直在理想某种天堂理性权要秩序，虽然在现实中这种秩序十分微弱——国王和国民之间关系松散，中央没有太多精心设计的结构。“理性区分了人和动物”这个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在解决问题和评估环境上，动物十分审慎精明，动物缺乏的恰恰是理想天主和做白日梦的能力。在这一系列的谱系还原中，格雷伯以为理性在西方不能被简化为演绎推理方式或者手艺上的效率，而一直勾连着某种逾越俗世的、精神性甚至神秘性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scheme）——这种状态纵然在启蒙运动之后也未曾真正被改变。

在西欧社会工业化的历程中，理性科层的公共系统一度让民众贪恋和陶醉。韦伯所在的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邮政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大部分现在被以为是福利国家体现的制度——社会保险、养老金、公共图书馆、卫生诊所——并不是由政府最初建立的，而是来源于商业同盟、邻里社团、工人阶级党派组织内部的实践。这些新社团“倒逼”那时普鲁士帝国的俾斯麦做出自上而下的改造，以“行贿”形式吸引工薪阶层加入德意志国族工程。邮局本是战争中远距离通报军情和战报的机构，却逐渐成为了服务通俗市民的公共制度。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的新兴民族国家中，一半的政府预算以及公务员气力花在邮政服务上。德意志邮政的运行系统异常令人印象深刻，在大都会中一天有5-9次投信时刻，在柏林另有压缩空气推动的信件投递网络。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几个月曾写下德国邮政系统背后蕴含着社会主义经济潜能的考察。

图2  柏林邮政气动管终端仪器，Meyers Gro?es Konversations-Lexikon, 6. Aufl., 17. Bd, Leipzig und Wien, 1907

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邮政服务一度是联邦政府的化身。格雷伯指出，“邮政化”（postalization）是美国提高主义者们对于国族化未来的美妙想象，然而这个词当今基本已消逝。现在美国人对邮局的遐想是数不清的垃圾邮件、物业账单、信用卡广告和慈善小册子。这并非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于从1980年月最先，立法者系统性地除去邮局的公共预算，激励邮局私有化——竞争者的入场并没有真的提高效率，反而让这个系统加倍臃肿。20世纪的互联网和邮政系统实在是很类似的故事：起源于军方的信息科技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成为一样平常生涯的一部分；具有某种乌托邦般的高效魔力，被想象成抗衡老旧资源主义的互助式可能性；然则又快速变为政府监控、广告和死板行政事情的工具。

从邮局到互联网，我们应该若何明白民众曾经为之狂热又逐渐破灭的科层系统？这两个时空中，虽然科技起源于本质上反动的军事，然则却被用在了反军事的目的上——相同、撒播、交流、做梦、表明、艺术。格雷伯以为，这个时刻，权要体类似一种诗性手艺（poetic technology），由于机械的组织形式被用来实现某种不可能的愿景：凭空起楼，沙漠着花。而且此时亲身感受到这个气力的不仅是统治者和帝王，照样通俗人。这感受背后是一种很巧妙的自由和解放感，以及一种对理性的新的态度。权要民粹主义（bureaucratic populism）让思辨变成了热情的囚徒，理性不再一定高尚，而只是一种实现梦想的手艺。这种思索让格雷伯发问：理性到底是什么？是工具？是目的？是在道德之内照样之外？这些模糊和混杂性是我们现在思索现代全球化科层系统的主要落脚点。

人类学家眼中的天下与中国

格雷伯并不只是想讲一个关于西方的故事。他自称人类学家是“最终的天下主义者”（ultimate cosmopolitans），但他的天下主义并不是当下全球精英基于自由市场理念、为守护资源流动而缔造出来的国际秩序，而恰恰是希望从差其余地域和历久历史维度上反思当下国家界限与其中个体生涯的别样可能性。在《规则的乌托邦》中，格雷伯异常仔细地追溯了美国主导设计的现代全球权要系统——商业组织、协约同盟、跨国金融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和区域政府形成的重大规则网络——以及它背后古老的理性主义精神。尤其有趣的是，“中国”一直以种种形式成为了格雷伯的理论模子、参照工具和思索资源。

在2002年一篇关于全球化人类学研究的书评文章中，格雷伯提到17世纪的欧洲国族主义者云云想象中国：单一国家系统对应单一的人民，拥有可以席卷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同质性语言，法度统一，高效的文官系统，考试选贤举能。格雷伯以为在资源主义工业化之前，这种中土想象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确立疆界和主权的动能。换言之，作为看法的“中国”，实在在数百年前已经成为了理性科层制的代名词，是欧洲人跨出天堂秩序走向俗世的历程中学习和模拟的工具。

图3  莱布尼茨（1716）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格雷伯注重到了这个征象，而且在他自己的理论里，中国古代文官体制也是他用来对照当今全球科层系统的镜子。借助马克斯·韦伯的剖析，格雷伯提到权要制的“粘性”——它一旦成型，就很难被根除。中国王朝更新换代，但文官科举体制一直在重复。纵然异族侵略不停，在掌权之后也会迅速被这套系统同化，变成了受天命和三省六部框架制约的新执政者。格雷伯把这种去个体化的顽固机制和现金取款机举行对比——虽然它死板无味，然则运行操作起来简朴、可展望、一定水平上人人平等。诚然，这些权要系统的规则在现实上并不一定真地施展作用，例如科举并不一定一定珍爱寒门学子和杜绝裙带关系；但格雷伯以为重点在于随同着这套系统发生的信心感会让所有试图获得权力的人都深陷其中，在体制边缘的人必须要做出大量现实的阐释性劳动才气明白自上而下的规则并让自己活下来。这在古代印度，儒家中国和金融全球化的现代都是一样的。

格雷伯还剖析了中国古代的权要制中央和“夷狄”边陲的辩证关系。中世纪的农业都市和游牧英雄社会在相互拒绝，相互排挤：一方重视文字誊写，一方重视吟游诗人；一方储存和纪录物品价值，一方在庆典中点燃贵重物品或者扔进海里；一方生长出可展望的权要系统，一方选出有小我私家魅力的首脑并发生猛烈角逐。虽然看起来水火不两立，但相互对自我的明白都是确立在对他者的想象之上。英雄社会在边缘替权要社会中央发生故事和意义，在儒家书生的眼中，边陲代表着危险和未知，但同时也有着庸常文官生涯之外的爱恨情仇、倒戈与挑战、是一个野蛮无规则的修罗场。这些理想进一步转换为对于当下天下的珍惜和守旧持重。

与之形成镜像的，是当下西方风头正盛的中世纪理想文学。在这些文学构建的想象天下里，存在绝对的善恶，存在着巫师、矮人、精灵的种族秩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小我私家首脑气质，有大量的谜语、神话、先知预言和遗迹的存在——几乎在每一个可能的维度上都在挑战着权要社会对价值无涉、程序正义、规则、可展望性、透明原则的维护。在这些对中世纪的重新演绎中，权要的存在被小心抹去或否认。然而格雷伯以为，理想止于理想，没有读者会真的想进入到小说中的龙与地下城；理想小说施展的一个作用实在通过展现杂乱无序让读者反思自己对于现实中权要社会的质疑，进而重新愿意回归死板有秩序的生涯。

如果说提及遥远的古代中国是格雷伯为了让读者对当下无处不在的科层权要系统发生距离感和小心感，那么现代中国则若隐若现地成为了另一面镜子，映照着格雷伯对于美国战后科技逐渐沦为守旧主义囚徒的不满。苏联那些激进的设计——纵然从未实现——却标记着“诗性手艺”曾到达的高水位线。然而对于美国理性的资源家来说，由于利润只能从劳动力中榨取，生长手艺现实上会让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源家并不投资资金研究开发登月手艺、反重力鞋和航行汽车，而是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和生长中国家。在美国本土，一种怯懦的兢兢业业的精神充斥着手艺治理的方方面面，却被冠以“缔造性”、“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隽誉。但那些最有可能在看法上取得突破的头脑家最不可能获得资助，纵然取得了突破，也找不到愿意跟进其惊世骇俗意义的人。

格雷伯不停提醒读者，我们的天下正在履历一个整体性的权要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以科学和手艺为名的治理结构，正在飞快地缔造数以千计并无真正意义的扯淡事情（bullshit jobs）。在接受《中国制造》杂志（Made in China Journal）专访时，格雷伯提到，在谈及事情时，现代中国人和美国、欧洲人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在新自由主义权要天下中，人们干着自己并不知道价值何在的办公室杂活，自愿成为科层系统的一颗螺丝钉，却忽略了效率的价值——被规则清扫在外的边缘人，慢性积累的心理压力，看不到意义的表格、数据、二维码。

从古代到现代，格雷伯都不以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差其余方式和天下各地形成联络。这种视角和许多东亚研究靠山的学者们形成了玄妙的对比——汉学家笔耕不辍追索的中国重大性与怪异性，恰恰被格雷伯消解和去魅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只是他看待理性科层制的一个注脚，并无和天下其他角落本质性的差异。然而，翻遍格雷伯的写作，我们发现，虽然格雷伯对苏联国家共产主义实践有诸多反思和批判，然则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和反权要主义宣传却基本无着墨。这使得我们发生了一些新的思索偏向：为何格雷伯和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会存在张力？格雷伯没有深究的红色中国给现代留下了何种遗产？汉学和人类学家关于革命时代之后存在着大量断裂、碎片和矛盾张力的重大中国写作，若何能够和格雷伯眼中作为科层机械化身的中国举行对话？这些差异明白的碰撞能够带给当下国人们怎样思索和行动的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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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国”若何对话

现代社会学家周雪光以为，中国古代的权要系统和韦伯所说的理性科层制并不相同。他指出，中国的权要系统存在皇权和权要权力并存治国的征象，其中皇权是绝对的最高权力，而权要体制仅仅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虽然权要体制有着内在运作机制，但并不是确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而是依附于君主专断权力之下。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了“专断权力复制”和非正式制度滥觞的征象。一方面权要面临下属和民众有着犹如君王一样平常的权力，即晚清革命和毛泽东时代尽力批判的所谓的“官老爷”“官本位”征象，另一方面，权要系统里泛起种种人情网络和小团体，形成呵护和相依为命的关系，以争权夺利或者应对皇权的专断权威。

图4  中国改造报（2013）官本位意识催生“官瘾症”

这样的叙述相符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国权要系统里充满着“小我私家权力”的体验，也是国人熟悉的现代革命话语对皇权的批判，但与此同时，这却让我们难以扭转头脑并意识到——权要系统里的“小我私家权力”现实上也是权要系统的产物。

翻阅中国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帝王完全一己推翻整个文官系统的能力，只能通过调整部门的设置、宰相卿公的任命和权力局限来提升权要系统运作的效率，削减权要之间的争权夺利。纵然极具气概气派的天子，也避免不了和权要系统斗智斗勇的运气。热播剧《清平乐》便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叙事例子——面临重大的文官机械，青年宋仁宗到处受制。当叙述权要系统权力依附于皇权时，我们忽略了皇权同样依赖权要系统举行国家治理。正如格雷伯不停重复的，权要系统一旦形成，便会不停自我复制、生生不息，反过来改变处在其中的个体。

革命和现代话语对皇权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格雷伯所谈及的现代人对于“玩”和“游戏”的差异态度，而使得权要系统充满吸引力。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批判法家学者申不害所开创的“帝王之术”哲学，以为其形成了“天子的秘窟”，亦纵然天子成为了可以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又处心积累操作着权要系统，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怪物。这种对于天子的恐惧，与格雷伯的叙述中现代人类对于“玩”的恐惧是类似的。格雷伯以为，权要系统就像让人置身于密室逃走游戏，游戏有特定的时空限制，玩家被分配特定角色，有规则及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余参照系。玩游戏的快乐在于在一个规则已知透明的天下里玩家运用规则赢的历程。但“玩”（play）不等于“游戏”（game），玩可以是完全现场施展，先于规则的，有某种随机的损坏性。权要系统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玩”的恐惧，由于规则虽然死板，但却能让人感应平安。

我们发现，虽然许多中国研究者在细节上试图证实中国的权要系统有其怪异的起源和形态，但其指向的深层逻辑和格雷伯的叙述是一致的。只管在一些细节上，格雷伯的叙述并非严丝合缝。例如，在《想象力的殒命区》一章中关于权要社会的英雄想象问题上，格雷伯提出，虽然文官制在苏美尔、埃及、古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然则现代西欧却是第一个将行政官员作为魅力主角的文学类型化的社会——十九世纪晚期涌现大量神秘侦探、刑警、特工小说。这个看法在熟读唐传奇和明清志怪小说的国人眼中立马站不住脚。大量研究亦可以弥补，中国古代官员和文人圈子高度重合。明清科举发生大量文人无法完全进入到国家文官系统中，在民间形成地方私塾和文人圈子，而小说则成了撒播其中的消费品和谈资。宋朝《太平广记》，明清后期的《儒林外史》、《子不语》都在政界、庙堂和江湖之间游走，缔造了形形色色官员、书生、乡儒和市井国民的角色。近代国民津津乐道像“包青天”这样的人物，正是政界中典型的英雄在市井传说中的不停塑造。

如果说格雷伯对于古代中国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对于清朝覆灭后的革命时代和随后的红色中国，在书中则完全没有提及。我们不妨从历史叙事和中国研究的文本中探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科层制的关系。清朝覆灭后，儒家科层制彻底失去合法性，曾经同时具有政治和知识资源的旧派文人跌落底层。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追溯了晚清至国共互助破碎这时期，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曾一度风靡，许多求索的革命志士皆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少厥后则转向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和科层制的关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有一段叙述。列宁以为科层制是资产阶级执行统治的基本组织形式，科层制仅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要求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权要军事国家机械，并用完全的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新形式来取代它。由于资源主义已经将事情的盘算和监视简化到了极点，因此所有人，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监视和挂号的手续，都能够介入国家行政治理。直接的民主和全民的治理将可以取代科层制的行政机构。社会学家马戎以为，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可以完全甩掉科层制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他低估了国家行政治理所需要的技术和专业训练。

格雷伯对基于国家机械驱动的共产主义工程抱有深深的嫌疑和反思。他在《中国制造》访谈中提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前者受制于“生产主义意识形态”（productivist ideology），即以经济增进权衡社会成就。简直，在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通过确立公有制和设计经济，以举行社会的生产与分配的需要，也使得一套治理体制简直立变得顺理成章。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月一步步确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设计经济体制，新中国开国也仿效苏联确立党国领导体制、行政治理体制和干部治理体制。

但苏联和中国并不完全相同，这也是考察角度更为仔细的中国民族志写作能够弥补给格雷伯叙述中的新养料。由于中国革命和东欧的一个区别在于农村包围都会计谋，革命年月发动农民，而不是都会工人。人类学家安德训（Ann Anagnost）在《国族过往》（National Past-time）一书中剖析到，毛泽东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生产关系来划分阶级的方式，而通过克扣和诉苦叙事，让农民感应自己和共产主义的有机关联，并身体力行介入到革命之中。新中国确立后，通过发动式治理，层层政府率领群众开展如火如荼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也通过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的恐怖和凄切。此时新中国虽然已经达到了开国目的，但被革命话语召唤出来的民众情绪依然存在，从损坏旧体制转向新中国的建设。以是开国之后依然存在的群众运动恰恰尤如格雷伯笔下的诗性手艺，通过理性的组织形式率领人民，给所有人带来对于未来的无限热情和希望。

中国革命群众运动让农民国民短暂体验到了诗意，然而，美梦也很快被现实中泛起的种种社会不平等打破。自50年月起毛泽东多次在党内集会中抨击“权要主义”，斥责干部事情的形式主义和老爷主义，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均以 “反权要主义”作为运动重点。社会学家卡洛琳·徐（Carolyn L. Hsu）以为，那时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分层阶序，从而也一定引起毛泽东对“权要主义”和不平等的训斥，并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来抵消机构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效应。徐以为毛泽东时代存在家长制和乌托邦阶级革命两个话语的张力，在后者的话语中，为了实现革命的贞洁，毛泽东愿意摔碎那时制度的一切政治经济机构。“文革”被以为是这个理念推向热潮的体现，使得那时的政府机构几近瘫痪。

图5  人民日报（1957）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炎黄春秋，2008

人类学家杨美惠的研究则形貌了改造开放初期特殊社会生态下群众对权力关系的重新模拟和运用。杨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一书中形貌在80-90年月，中国民间社会涌现大量通过“走关系”“走后门”等缔造关系网络以获得国家资源的实践。这些实践一方面让民众看似施展了草根的能动性抵制权要系统，另一方面，正如安德训指出的，现实陷入了对权力结构的模拟和再现。

上世纪末的“关系学热”和小我私家能动性想象正是权要系统逻辑的产物，而进入本世纪的中国则致力于消除权要系统里的“小我私家”。经过了革命话语对皇权的批判及今后数个时期，人们无法脱节对于冰凉规则的贪恋，因而使现代中国的政府改造和科学治理变得顺理成章。一方面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要用“法治“取代“人治”，另一方面推行科学规范的现代治理手段，以缔造真正“现代”的政府系统。这样以科学为名的公共治理改造也赢得了市民对于改造的认同。 

图6  佛山禅城区农村团体经济数字云图。佛山日报（2018）“一张图”构建政务大数据应用生态链，禅城数字地图再升级

近年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艺，中国社会的科层系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生长。科技的助力，更让市民对政府系统有了全新的体验，政务做事大厅的24小时自助服务终端，互联网+政务、人脸识别等手艺让市民在手机上也能举行个税查询、申请电子证件等公共服务。商业互联网公司深度介入到公共治理的外包服务中，手艺的“弯道超车”让中国在社会运行效率上看起来依然冲到天下前线。

然而，一些诸如老人由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提供康健码而被拒绝搭乘地铁，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稳固网络而无法介入都会孩子们没有中断过的线上网课，盲人在抖音上埋怨电梯不够无障碍却被网友取笑“残疾人就别出门给社会添乱了”的问题一再泛起。这不得不让人思索，为什么看似铁面无私的科技成为游戏规则时，人反而成为了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格雷伯的思索在此时反而加倍主要——虽然手艺弯道超车似乎是“中国特色”，然则假如被手艺治理规则圈住，就会反而逐步变得和整体权要化的天下其他角落越来越像。纵然我们对手艺规则并不知根知底，甚至直接体验过被折磨的痛苦，但这些机械提供的平安感却会让我们失去了脱离它们的勇气。一旦贪恋规则的平安感，宁愿成为它的附庸，则会忘了“玩”和即时即地的主要性，更会忘了，需求和行动原是先于规则的，而不是被规则驯化。

结语

格雷伯作为对天下各地怀抱关切的人类学家，有着对当今全球化款式自己连贯的思索路径。他不像美国守旧右派将炮火只瞄准详细政府，也不以为那些叶公好龙的全球精英拥抱一个看似自主的市场就能真正脱节权要机械对个体的约束。为此，他在《规则的乌托邦》中花大气力对理性科层制自己举行历史谱系的追溯。

本文试图讨论，格雷伯关于中国的叙述虽然只言片语，却提供了一个让国人明白自己所在国家历史的怪异视角。我们以为，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中国和其他人类学者描绘的重大中国对于明白当下社会发生着差其余意义。清代之后强势的革命话语把古代的皇权问题化——它在国民眼中似乎是随便而随机的天主一样，具有碾压性的损坏力。但这种恐惧的唤起忽略了另一更深条理的问题——真正维系着中土社会数千年运行的，是已经深深嵌入一样平常生涯的徭役钱粮、科举考试、文官系统。这些体制背后的规则——天命观、儒法宇宙——正在反过来影响在其中生涯的人们，包罗天子和国民。在革命后，“新人”要和旧国家划清关系，确立自己的现代新身份。然而人们却并没有脱节权要制度的幽灵，诗性手艺的美梦被生产主义意识权要系统反噬。改造开放时期的小我私家能动性，充满了草根想象，却是对权要权力结构的复制和再现。最终，人们由于对随便性气力的恐惧重新拥抱规则机械——人工智能、大数据。

大卫·格雷伯《规则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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